用西方外衣做东方文化

Release Time:2014.03.20Publishing Author:解析“巴黎都市”

解析“巴黎都市”的设计理念

    记者:巴黎都市口碑与影响力不错,您能否向我们分享一些经验?


  宋建良:我觉得嘉兴没有山,只有平地,土地供应量就很大,而人口不多,供大于求,所以房价一直很低,竞争很激烈,房地产很难做。一般来说,做这类项目首先要考虑三个需求:甲方需要什么,城市需要什么,老百姓需要什么。其实开发商还只是中间环节,住的人才是我们的真正业主。

  从设计角度来说下定决心要做顶级楼盘。做顶级说说容易,但定义“顶级”很难,比如这个录音笔实际上是最好的,但我们没法认定它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当时去考察了广州、深圳的20多个顶级楼盘(0405年的时候,广州、深圳的楼盘最好),这些楼盘当时相当于今年到南非参加世界杯的球队,全都是顶级的,但顶级里肯定还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,每届世界杯还有最佳阵容、最佳球员、最佳前锋等。我们研究了他们的东西,并与广州、深圳的最佳阵容进行比较后,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是“最佳阵容”了。

  当时我们总结了中国最好的楼盘是什么样的?有四点:第一是配套很好,这是一个都市概念,配套好,就可以中心化,虽然可能地块很偏,但配套好以后,整个城市就会以这地方为中心;第二是文化,一定要有文化和情调;第三是自然,要有自然环境,像巴黎都市的东南角是公园,正中心做了广场;第四是艺术,主要有两个艺术——空间艺术和建筑细部艺术。

  所以在巴黎都市里,我们融合了四个概念——开放、景观、广场、文化。取“巴黎都市”这个名字也是有用意的,“都市”代表国际化、开放;“巴黎”代表文化。

  我们做到了两样东西:一个是高贵,一个是开放。我觉得高贵是艺术,开放是哲学。比如有的楼盘把高贵研究得很好,有的楼盘但不太开放;居住哲学很好,但不太高贵。像我们前两天去看杭州的一个楼盘,很有名,但进去以后,就感觉比较凄凉,为什么凄凉?它是一个封闭的小区,没人气,没人气导致里面都是灰尘,一个房子因为住的人少,慢慢的会“倒掉”。而巴黎都市不但住的人来,其他地方的人也来,因为里面有会所、学校、超市、购物中心、特色街区、酒店等,实际上他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。


  记者:“配套好,就可以中心化”,能否具体解释一下?


  宋建良:我们一定是站在城市的高度,动脑筋想办法把楼盘所在的地块中心化,像巴黎都市里面什么都有了,配套很齐全,他就成了一个城市副中心,周边一些楼盘都以巴黎都市为中心,那这块地就增值了,那之后造价高一点、广场大一点都没关系了,因为容积率不变,要多少面积还是在的,价格还是卖得上去。

我们不是在输出设计手法,我们在输出的是:把周边资源整合好,让这块地成为一个中心,这样就有灵魂。


  记者:像巴黎都市这样把外来文化移植到嘉兴,这种移植会不会与周围环境不相融?


  宋建良:从04年开始做巴黎都市到现在已经六年了,我现在回过头来看,巴黎都市的经济效益很好,社会效益更好,而且嘉兴本来是西边房价较高,现在巴黎都市所在的东边房价比西边高多了,说明社会认可。

  中国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东西肯定属于中国文化,这是潜移默化的,而且中国建筑师要战胜西方建筑师,一定是要靠中国文化。我们去研究中国名胜比如西递宏村等,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——前面是水,中间是一个村或一个镇,后面是山,然后在某个位置有个标志性建筑、标志性广场,全都一样的,那这个就是文化。

  我们是中国建筑师,我们是在用西方外衣做东方文化,而且形式与内容可以不一致,形式与内容为什么要一致?有时候要一致,一致是因为内容不够,要用形式来辅助,就像一个高僧,修炼得非常好,就没必要把头发剃掉;就像今天我穿西装来了,但我还是我。

  所以,巴黎都市其实体现了非常强的中国文化。凯旋门(相当于一个牌坊)一进来,是一条街,然后是半公共广场,然后是一个个组团,通过组团,回到自己家。他的空间有很多层次感,比如凯旋门外与凯旋门里,感觉不一样;到中心广场,感觉又不一样了;再到组团里面,又不一样了;还有最南面两栋房子间的小巷子,很窄,但在里面感觉很安静,坐在上面有种安全感;特别是巴黎都市中间的广场,就相当于中国民居里的客厅,有了这客厅,人住在里面感觉很安全;又比如中国人讲究空灵,像巴黎都市、罗马都市就都很空,具有很强的气势。

  住在巴黎都市的人,喝茶也好,做什么都好,实际上又回到我们以前村子的概念——村中心有一个会所,会所前有一个中心广场,小孩子在村里面很安全。这次我到日本去,在大阪的地下室通道里,最感慨的也是日本地下室的感觉跟巴黎都市一模一样,走路都很自在,无障碍,绝不会有汽车出来干扰你,非常非常安全,一进去就有一种非常强的归属感,这广义上来讲就是文化。

  讲到日本的地下空间,其实做得很好,很值得借鉴。因为日本的地下空间是1945年后建的,全部很现代化,城市设施非常好,地下交通、地下轨道、公路等都做得非常好,结果人都不住在市中心,都住到市中心外面去了,而且他们也非常强调城市配套。


  记者:内容和形式不一致,是否会存在矛盾?


  宋建良:我们跟很多国外设计师交流过,他们觉得用两种以上的文化来表达一个东西,就是健康的。比如迪拜,我认为也是两个文化,一个是太空文化,一个阿拉伯文化,他们非常明确太空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就表达了迪拜的两个东西——海水和沙漠。我也觉得一个好的楼盘,起码要有两种文化集成,就像中华民族有很强大的生命力,有5000年的历史,但也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。

  比如在清朝,满族文化是外来文化,他们统治中国时,就要求汉人在外形上都变成满族的,但汉人外形变了之后,还是汉人吗?一定是汉人。清朝实际上是用满族外形,汉族文化,比如康熙、乾隆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。

  再比如在元朝,服装全部是汉服,但统治方法全部用蒙古的方式,结果元朝寿命很短,因为元朝是在用蒙古的内容统治汉族。这都是形式跟内容,但内容比形式更重要。

  所以我觉得像巴黎都市,会有很多人喜欢,尤其80后的年轻人肯定喜欢,有欧式情调,但进去以后也会发现中国味道还在,巴黎都市的景观和空间最强调中国式。

通过技术增加建筑语言


  记者:禾泽都林在商业建筑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,现在很多设计院都转做商业建筑,您怎么看?禾泽都林以后的方向是否会有变化?


  宋建良:在商业设计方面,我们有十多年的经验,我们今年上半年也都在做调查研究,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调查研究,其中一个就是商业综合体。

  另外,现在中央在提倡城乡统筹,要城乡统筹肯定要发展几个中心镇。我的想法是,中国可能会加大县城的土地面积,通过强化县一级的区域,还有高铁,来加速城市化进程。

  所以,我们现在在做综合体(比如巴黎都市就是以高档住宅为主的商业综合体),我们在研究中心镇,比如嘉兴旁边有个镇,我想它建成后肯定又是一个新模式。我们在一楼和二楼都做了广场,二楼也有广场,二楼的商铺架子跟一楼一样。我们做的还是无障碍概念,比如巴黎都市就是无障碍,日本的地下室也是无障碍,人走在里面很安全,绝不会有汽车出来干扰你。

  很多设计院转做商业建筑,有很多学者认为现在98%的设计院不懂商业建筑项目,原因在哪?中国有两部不同的规范,一部是建设系统制定的,一部是商业系统制定的,商业系统管商业,建设系统管建设。我们建房子的时候,规范是建设系统定的;建成后,使用者的规范是商业系统制定的。要做商业建筑项目就要同时了解这两部规范。


  记者:您现在既是禾泽都林的董事长,又是首席建筑师,您怎么平衡这两个身份?


  宋建良:有两个“设计”,一个是传统的设计本身,一个是对设计院的“设计”,也就是对公司内部的“设计”。我觉得两者相辅相成。比如我们已经有成功的设计作品了,再来“设计”设计院会更轻松点,就跟打仗和谈判一样,仗打得越好,谈判也容易。

  因为公司规模扩大了,现在非常强调管理,比如今年是禾泽都林的国际化年,我们提出了四点:第一是自我管理,第二是标准化,第三是顶级化,第四是团队。

 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首席建筑师,现在更是如此。


  记者: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创新,您觉得该怎么在建筑上创新?


  宋建良:一般人认为建筑需要创新,我们研究后发现这是错的。设计就像写文章,写文章时,如果创造了几个字出来,人家肯定认为这是错别字。但现在有些建筑师一天到晚乱创造设计元素——创造出没有的东西就叫“创新”,写字不能创新,建筑语言为什么能创新呢?我们要的是创意,创意就是把很多零固件拿过来,放在一起,组合,产生出新东西。

  就像写文章,是这个字与那个字的组合,全部用朴实、通俗的文字是一种,全部用成语是一种,还有其他组合方式,然后再通过什么办法,写篇文章,产生立意,但一定不能去创造。

  建筑也一样有建筑语言,我们很多建筑师还没有理解真正的建筑语言是什么,就都在创造建筑语言了。传统语言都用不好,去创造语言干嘛?

  还有很多建筑师说:我特长现代建筑,就做现代;特长欧洲建筑,就做欧洲;特长三角形,就做三角形。我们努力在超越这个城市,无招胜有招。我们通过调查研究,设定目标,然后想怎样达到目标,可以放什么语言进去,再组合语言,就像唱歌一样,汉语可以唱一点,英语也可以插一点。

  我觉得建筑语言真正要提升,还是要来一次大革命,比如有了电梯以后,建筑就不一样了;有了玻璃、幕墙以后就不一样了;有了中央空调以后,就不一样了。接下去,我觉得全世界能源的改变,又是大革命,又会增加建筑语言,比如有可能我们喜欢住在地下几层空间,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技术与社会需求增加建筑语言,实现真正的创新!


  记者:请问,贵公司和您本人有什么新的追求?


  宋建良:与时俱进,实现无我!